生如泰山死如鸿毛

大马籍青年杨伟光因运毒而遭新加坡法庭判处死刑即将问吊，各造尽其所能，向新加坡政府要求宽赦，免处杨伟光死刑。
刚读到这个消息时，总觉得大马民众这些动作似乎是大了点：就连我国外交部都出面斡旋。何以众多死囚中，唯独杨伟光可以受此善待？高调处理此案，是否对其他同等判刑者会有所不公？
然而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杨伟光若能痛改前非，过后能成为社会的一股正面改革力量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一个国家的政府立场，是在维护法律与国家尊严，避免受到各方挑战。新加坡这个以法治称著的国家，若要希望其总统特别宽赦杨伟光，恐怕是难上加难。
杨伟光虽然有着令人同情的遭遇，但与其他经已问吊的死囚一样，每个人都须为他自己所犯的错误负上全责。有句俗话说，法律不外乎人情；然而，人情也同样是不外乎法律的，否则一个国家的法律要来何用？毒品的危害，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，这些受害者的创伤又岂是可以事后弥补得了的？
我其实有着最充足的理由主张判杨伟光以极刑的。因为数年前，吾家长子在他正值17岁大好青春之年，一个下午赴课外补习途中，被两位嗜毒者在强抢其财物时惨遭不测。这悲剧造成全家人的极度伤痛，至今仍无法完全消弭。
然而，以一个受害者家属角度来看，心理创伤委实难以痊愈，犯者也的确难逃其咎。但仔细思考，往者已矣，以命赔命又岂能挽回些什么呢？若此举能取得杀一儆百之效，那杨伟光又为何在众多毒品走私犯问吊之后，仍会重蹈覆辙？
所以，该事件问题的症结，绝非是在赏罚之间，而是出在社会教育与道德观的灌输之上。杨伟光若能从这次教训中觉醒，以这一回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后的顿悟，对其他年轻人进行身教，这种处理方式肯定会比结束这位“辅导讲师“的生命来得更具社会意义。
今天，看到如此多的大马人，对这个宽赦诉求运动不余遗力、不分种族与宗教的付出，政府亦网外开恩的出面说情，这的确让人看了感动沾襟。就连我这位毒品泛滥下间接受害者家属，都能放下心情来原谅杨伟光，更何况是讲求情、理、法的新加坡政府当局？
杨伟光兄弟，不论今后你的命运为何，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今日所走过的路，足以作为其他作奸犯科者之借镜，让他们不会重蹈覆辙，最终走上不归路。

2010年马来西亚53周年国庆温故知新

先父常对我说，我是我们家中最幸福的人了，因为我是在马来联邦1957年独立后所生，理所当然是马来亚公民（当时马来西亚尚未成立），不必如哥哥姐姐般，须另申请公民权。因此，我是这块国土的子民，绝不是“寄居者“或“乘客“，国家宪法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我不是道地的马六甲人，因为我是在幼时跟随父母举家从柔佛搬到马六甲来的。倘若以一些有心人对土著与非土著的片面评断，我应该是马六甲的“外来人“了。然而，我却不曾遇过、听过，任何马六甲土生土长的人们，把我当成外来人看待。
我也不再把柔佛当成我家，因为我已定居于此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马六甲在十五世纪全盛期，王朝版图涵盖整个马来半岛，苏门答腊东部，以及暹罗（泰国）南部，堪称本区域之强国。马六甲与中国的关系始于明朝，至今已有600年，并曾接受过这个“外来者“的保护，以抗拒暹罗人的入侵，友好关系在郑和七下西洋时更臻最高峰。
这里有一条别名叫“Harmony Street”（和谐街）的街道，因为在该街一百米不到的距离间，并排了三座寺庙：一座建于18世纪的古印度寺庙，一座同样建于18世纪的马来回教堂，还有一座建于17世纪的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佛庙青云亭。不同宗教，种族，文化的人们，在这条街上却能和谐共存数百年，可见当时马六甲王朝之民风包容与宽厚。最为特殊的，要数该老回教堂了。因为在其屋檐下，还刻了相当显著的华人婚礼常用吉祥字“喜喜“（双喜），这验证了各族人民在当时的宗教包容精神。市郊的一个老回教坟场，里头立有一座凉亭，亭内石碑刻有“蔡氏兄弟建于清朝宣统二年“的字样。
市内闹街与Hang Kasturi 英雄墓隔邻的华人百年老庙；圣约翰山麓的华人古墓与回教老墓相依为伴了数百年，这些都证明了些什么？我也还清楚记得儿时玩伴Abu，如何在其甘榜家中教会了我星期一至星期天的马来文名词。
生活在这个曾见证了本区域古老历史的马六甲，各族的集体记忆都是温馨的。15世纪时期，因为大家的和平共处努力建国，才会有当时的辉煌国势。
当下国家发展，大马当政者，是否都应该溯本逐源的去探讨，老马六甲王朝苏丹满速沙全盛时期的治国理念与精髓，看看先哲的治国政纲，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？
这是人民在国庆日里真诚的期盼。